二、文明社会的开创者和杰出代表

1、巢居——开发人类思维劳动的创造性

如果说“巢居”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第一步，是人类社会史的文明标识，那么关键则在于“筑巢”的劳动行为。

“筑巢”虽然是一种短暂的劳动行为，但包括建造房屋在内的建筑史却是一个漫长的永恒的进化过程，是一个发掘人类智慧潜能的进化过程，是一个改造人类自身结构的进化过程。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介绍“巢居”时有这样的一段引录和评说：“《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禽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在原始社会，人们用着十分简陋的工具，过着和野兽差不多的生活。《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这里突出了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但认为社会是进化的，人通过劳动，就能不断地战胜自然，这还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史纲要》）[14]

◎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直接将人类巢居——劳动——进步的关系具体描绘出来了：“所谓有巢氏，古书记载，即知道构木为巢，在树上架房子。到了有巢氏，我们的祖先才开始和动物区别开来（只是开始，并没有完成这个区别），也就是说，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时住在树上的人类，遍体长满了很长的毛，经过很长的年代，前面的两个脚变成了手，才开始直立行走，手发展了，身体的其它部分也逐渐起了变化。在当时，猿人用手工作，尤其是用手制造燧石工具，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说：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是能制造劳动工具的动物。又讲过：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就在于劳动。而劳动又是从创造工具开始的。所以说，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而且是劳动的产物。猿人从知道制造劳动工具起，就开始和兽类区别开来，从此就开始了人类历史。”（《中国历史讲稿》）[15]

◎陈一平教授从文化创造的角度高度赞美了有巢氏文化在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伟大意义：“综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和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理论。我们对文化可以形成一个总的看法。所谓‘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人类之所以进行使自然人化的文化创造活动，其最终目的无非是满足自身的需要。”

他说：“从根本意义上说，人类之所以要创造性地改变自然的固有状态，进行文化产物的创造，实质上是为了人性的满足和人类生存的需要。人性的根本内容不单是理性精神的逻辑要求，而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为了人类的生存，人类才按照人性的需要，把人的意志、欲望，亦即人的人性加之于自然之上，于是实现了自然的人性化，创造了新的自然。这种使自然人性化的活动就是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其活动的产物就是‘文化’。文化和文化创造过程之最典型、最原本的体现就是人类的‘劳动’。劳动是人类把自身的人性需要加于自然之上、使之适用于人类生存所需的过程，所以劳动所改变和创造的世界，不再是本来的自然，而是一个‘人化了的自然’。劳动的产物就是‘文化’。在劳动过程中，人提高了技能，获得了对自然物性能的认识和对人自身之自然本性（内在之自然）的觉知，此‘内在的自然’也就因此而成为‘人性化了的自然’或‘人化的自然’，使自身进化为具有自觉人性的人类。”

他说：“人通过劳动过程创造了劳动产品，其本质内容就是使自然物按人性需要发生变化，被赋予人的人性，具有了人的价值性功用。自然界的石头，当其处于与人类无关的纯自然状态中时，是不具有任何‘人性’或任何文化意义的。但当其被人类有意识地击打或磨制而成改造自然的劳动用具时，它就被人类赋予了人的人性，具有了满足人性需要的价值功能，成了人类石器时代文化的标志。按我国古史传说，燧人氏钻木以取火，伏牺氏弯木以为弓，有巢氏构木以为巢，神农氏育五谷以为食、尝百草以为药，黄帝氏造宫室舟车，嫘祖缫丝为衣......更是人性变化自然而后‘开物成务’的文化创造，这些传说人物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不绝于书的‘文化英雄’。” （《中国文化概论》）[16]

◎文化学者徐文所论：“比较起来，有巢氏和燧人氏，更反映了社会的技术层面。”（《第66世纪》）

按：人类离开那与禽兽同居的潮湿昏暗的洞穴，由树上攀枝为“巢”，到地面构木筑“棚”，由洞前窟口筑“庐”，到平原、水畔建“屋”，由简单粗糙的平“房”，到坚固豪华的高“楼”，由单血统独立的氏族团居，到杂姓混处的群聚村落，进而形成各氏族交融汇集的古代镇邑、现代都市——中华人就是这么一点点地通过劳动，创造性革新性的劳动来改变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类自身，使得一步步地走向现代文明，一页页地谱写成万千年的科学文明史，而那最为光彩的第一页则正是由“有巢氏”所揭示所谱写的。引导人类为脱离动物界迈开这第一步的“圣人”即是有巢氏，开发人类智慧的人还是有巢氏。

 

2、巢居——改变人类关系结构的多样性

人类在洞居时代，尤其是在依赖自然形成的大山洞群居，群出群进，群起群息，男女混杂，老幼不分，血统不清，子女不知父亲，兄弟姐妹不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片混乱如禽兽，社会无组织，人心松散，虽群集而无向心力、凝聚力，在恶劣自然环境中和社会环境中，人类及各个群体的战斗力、生命力都很薄弱。

◎《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

◎《管子·君臣下》记载：“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

◎《白虎通德论·号》记载：“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复前而不能复后。”

按一：人类进入巢居室处之后，人们的栖息、采食、玩乐、活动诸方式则由大群体改为小团体，甚至出现三五相聚，二人相处，一人独息的生活样式，人与人之间渐渐出现各种关系结构样式，而这种结构的基础往往以血统、性别、性格、年龄、情感等多种文明因素为纽带，渐渐地便出现人性的精神方面的“隐私”——爱情、亲情、友情，渐渐地形成物质方面的“私有制”，渐渐地形成社会性质的家庭、家族、氏族、团体。出现了“公”与“私”、“家”与“族”、“族”与“国”、“民”与“长”、“王”与“臣”、“王”与“民”种种对立而又统一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人类巢居，生活相对安全、稳定，人类自身繁衍加快，随着人员增多，随之出现“巢群”，形成村落、集镇、城市，大量的人集中聚居，起居、饮食诸方面矛盾必然增加，也就自然而然会相应产生公约进行行为限制，物资短缺，食宿紧张，也就不断调整分配方法和制度，这就将不断促进人性改造和推动社会文明。

按二：巢，作为物质现象，巢居是为生活方式，而“巢”“巢居”则成为人类社会物质存在的基本细胞，渐渐孽生出爱情、婚姻、家庭、氏族、民族、国家的社会形态。有巢氏时代的当时社会情景即生动地反映出了“巢”、“巢居”的这种社会功能，记录着有巢氏王天下的简约进程。

从社会文化角度来审视，“巢居”无疑是“人性”觉醒和人类关系进步的“加速器”。

 

3、巢居——促使人类生活方式的文明性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有句传世名言：“人造住宅，住宅造人。”这句话言简意赅，深刻揭示出了住宅的真正价值之所在，住宅的生活功能和社会功能，以及住宅对于人类本身改造的反作用。

如果说“巢居”作为居处行为是人类脱离动物界最关键的一步，脱离动物界而独处是人类文明的最初标识，那么“巢居”作为生活方式，必将促使人类文明的觉醒和进步。

◎在荒蛮的远古，“构木为巢”无疑是个划时代的科学创举，是个区辨人类野蛮时期与文明时期的分水岭。在文明社会，房屋便是人们安身立命的“空间”。诚如文化学者凤章所评：“自从有巢氏发明房屋以来，房屋便成了人类区别于兽的生存空间。人类的吃、喝、拉、撒、睡和自身的繁衍，统统离不开这个生存的空间。”（《“球籍”问题——兼记中国大学教授们》）

◎文化学者徐文所论：“有巢氏，是中国原始人类中最早学会制造工具（石器和木材）开始创造性劳动的一群。他们还处于采集经济时代，为了回避猛兽的袭击，开始结巢而居。……结巢对古人类来说，的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程，正因为有了这种工程，人类的生活环境、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通过创立和维护巢房，他们逐步获得了驾御生活的能力。”（《第66世纪》）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胡孚琛研究员曾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观念，将人类发展的历史按“社会动力学”分为体力、神力、德力、权力、财力、智力再到德力逐次演化的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体力社会尚处于动物阶段的蒙昧时代，“中国先民是在有巢氏、燧人氏以后，具备生存的保障，才进入神力社会的”。（《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化——再论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

◎文化学者周南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远古时代的进步状态和法则：“那些具有人类历史进程意义的重大生活变化，被先民们用‘传颂’这种可靠与必要的形式记忆了下来，并为它们赋予了基于强烈感恩意义的英雄主义的伟大色彩：从最早的记录人类自穴居野处，成功转变为成功转变为构木为巢，取皮遮寒之生活状态的有巢氏……先民们从无须考虑食物供求储备的狩猎、采集时代，强行转变成了必须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圣王：尧舜禹时代》）

◎文化学者魏欣焱将“巢居”与“安家”联系起来探讨了“巢”、“家”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自从有巢氏构木为巢以来，人类便懂得了‘家’的涵义，应运而生了‘宁静的港湾’之类的比喻。从此，人类更注意‘家’所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享受。有没有像天堂一样的家，有没有像家一样的天堂？我一直在找寻答案，直到我迁进枫叶家园。……”（《枫叶，你是我的念想》）

◎据《中国古代性法制史》考证，最早的犯罪是性犯罪，其后才是盗窃、杀人等犯罪概念。早在原始社会的杂婚时期，虽然两性关系“完全自由”，但对于性交时间、场所等有所限制，如“实有季子，其性喜淫，昼淫于市。帝怒，放之于西南。”（《路史·前纪》卷五《有巢氏》）这说明有巢氏时代开始有了对白天当众性交者处以流放的惩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性法律遂逐渐发达起来。

按：巢居作为人类文明之始，其价值意义绝对远不止于使人类离开禽兽之居所，避开禽兽之伤害，更重要是脱离禽兽之习俗。也绝对不远不止于在性交的场所上区别禽兽，而且将在人类繁殖、食宿、生息、死亡的整个过程中，由形式到本质地区别分于禽兽而别显示人的文明与尊贵。

有巢氏王天下之后，不仅关注民生，使之居有室，饮食有物，护体有衣，还教百姓尊敬老人、病人和弱者，即使死了，也不要随意丢扔荒野任禽兽吞啄，而是找个适当的地方挖坑埋葬，做到“死安土葬”，对死者“安葬”，实是对“生者”的教育、引导，对“虽生将死者”更是个慰藉，对人类“卫生”环境、社会生活文明更是重大创建，因此，这一文明行为最为后世接受和赞扬。

 

作者：宁业高（本站特约学术主笔），节选自《中华始祖有巢氏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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